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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环亚网站app」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

2020-01-11 13:47:04

「ag环亚网站app」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

ag环亚网站app,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农村。以一个典型的农业国来抗击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日本的军事占领,农民的作用自然十分重要。一方面,中国军队的士兵基本上来自农村,农民对战争配合和参预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任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企图,都必须要有农民的支持才是真正可能的。

中国最早的抗日游击作战,开始于东北地区。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国共两党以及原东北地方势力,乃至于青年党等,均一度发起组织过敌后游击战。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就全力推动各级党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最初在各地组织队伍的大都是充满抗日热情的青年学生,如辽宁磐石中学的学生党员孟杰民等,事变后从北平清华大学和毓文学院赶回的学生党员张甲洲和曹国安等。在他们拉起队伍之后,省委再选派军委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前去在军事上加以指导。而另外一些部队则完全是由省委直接派人去发动组织的,如三江省汤原县的武装就是满洲省委派商船学院教授、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等人组织起来的;吉林延吉地区的武装就是留日学生、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等亲自组织起来的。包括其他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武装,满洲省委也是通过大量派遣学生干部前去起作用的。如对绿林出身的王德林的救国军,就是由中共绥宁县委派李延禄去争取过来,并派中共党员孟泾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金大伦(北京大学的学生)、贺剑平等在其中建立秘密党支部加以控制的。1933年,这些武装由小到大,已分别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等。1936年2月20日,各部队宣告统一建制,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东北抗日联军已编成10个军,共约2万人。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进一步改编为3路军。第一路军约6000人,第二路军约1000人,第三路军约500人。

在1932年开始陆续组织起来的,还有东北义勇军,其最初之声势远大过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当年夏天曾达到30万人之众。但是,与主要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的中共游击队不同的是,它多半是由前东北军的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以及收编来的胡匪、农民秘密会社等几个部分组成的。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领的部队,主要就是由黑龙江省防军的步兵第三旅等部,再加上一些胡匪组成的。丁超、李杜的部队,则是驻吉林步兵第二十八旅、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二旅和山林警备队等部队组成的。苏炳文的部队,则是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和步兵第二旅一部组成的。另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冯占海部、唐聚五部等,也都是旧军队所组成。而像宫长海、姚秉乾、李忠义、张希武、马鸣春、刘万奎、项青山、张海天、小白龙等人则多数是积年惯匪,他们也拉起队伍,参加了抗日。而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日本占领东北前即转入东北,这时也有相当部分组织队伍加入了各部的义勇军。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就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但是,抗日义勇军在东北的游击战争只进行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再难坚持下去了。马占山部很快就全军溃败,被迫与苏炳文部会合,退入苏联。其残部则退入热河,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冯占海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与丁超、李杜所部会合后,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屡遭敌人围攻,被迫撤至热河,被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六十三军。丁超、李杜部从哈尔滨撤退后,丁超变节投敌,余部在李杜率领下,几经作战大部分被消灭,也被迫退入苏境。其余各部义勇军情况也大体相似。

1933年以前由于对东北的武装抵抗不甚重视,日军最初所派兵力有限。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日军只有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经常参加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作战的兵力不过3万人,日军所利用的伪军也不足3万人。且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日军也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这是义勇军开始时风涌而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但随着日军逐渐开始加强在东北的兵力,其战术、火力及兵员素质又强过义勇军,情况就迅速开始发生逆转。很明显,中共武装同样也要面对着同样的情况,这表明,义勇军的迅速失败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自身的一些原因。

首先,义勇军大都是以旧军队为基础组成的,担任指挥的旧式军官对于通过在敌后坚持作战这种方式来抵抗,原本就没有中共游击队指挥官那样一种热情和决心。他们虽然一度也坚持抗战,内心里还是指望中央政府能够迅速解决问题,帮助恢复东北的地位。由于政府迟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遇挫折自然也就容易动摇和退缩,甚至于逃跑或投降了。其次,由于没有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因而这些军官也就不像中共游击队指挥官那样对以游击战与日军长期周旋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三,他们在军事指挥上往往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战法。一经敌军迂回抄袭,很容易手足无措。再加上收编的胡匪等乌合之众一遇危机即不听调遣,义勇军的战力之低亦可想象。更为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些部队与民众,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因为各地行政系统被日军完全摧毁,故以正统自居的将领们往往滥发委任状,致使一些人藉机搜刮人民,大发国难财。东北军原本纪律就差,再加上收编大量胡匪,许多义勇军更是纪律荡然。如李海青部进入大赉县城时,不仅将商店抢光,而且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强拉青年妇女成婚。结果是东北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其迅速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那么,中共在东北敌后又是如何保持与民众的关系并取农民的支持的呢?

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个小册子记述了东北农民起来造日本人反的情形。他写道:“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1932年就先后爆发了3次大的抗日斗争。”[2]而当地民众的这种抗日行动,就是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直接指导磐石地区中共党员孟杰民、李红光等人发动组织起来的。在磐石地区农民发动抗日暴动的基础上,中共满洲省委特地派来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前来帮助当地党员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中共游击队在民众中树立威望来说最为有力的,是他们对日作战的坚决和纪律的严明。磐石的游击队很快发展成独立师,其中杨靖宇领导下的游击行动的成功和中共武装区别于其他各式武装的严明纪律,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共磐石县委在1933年11月24日《南满磐石关于日满匪围攻东边道情形致省委报告》中就介绍了部队受到农民欢迎的情况,称:“我军所到之处,到处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各地群众自动杀猪置酒送给队伍,请求我们到当地去活动。”伪满军政部的一份《满洲共匪研究》的材料也直截了当地承认:“人民革命军均纪律整严,似无抽鸦片、海洛英、赌博等恶习”,且“对于民众,注意很深,严戒着士兵胡作非为……人民革命军这种军规肃然的民众态度,有益于民众感情的融恰亲和,加强二者的结合。”伪通化省警务厅的文件也写道:“红军的活动状态,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到民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付饭钱,拿去的东西也一定给钱,如果当时没有带钱,日后一定送到。”伪军管区的文件上也这样说:“(人民革命军)收揽一般农民的方法:对于贫农极其恳切叮咛,宿营之际,使老幼睡在炕上,自己却睡在地上,使役农民的时候给相当的酬金。”正因为如此,当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召集南满一带17支反日武装首领会商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时,亲临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小孟亲眼见到:“选举总指挥部的人员的时候,尤为郑重,皆用投票法。当时室内则鸦雀无声,选总指挥的17张票,16张写着杨司令。”[3]

由于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支持和掩护,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虽然兵力有限,武器装备极差,却能够在敌后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与日伪军长期周旋和作战。也正因为注意到对付中共的游击队必须要切断其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这种联系,使之无法得到民众支持和掩护,日军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开始大搞无人区的政策。即用武力强迫农民群众集中到四周挖有深沟或筑有高墙,设有炮台,布满铁丝网的“集团部落”村里面去,再推行严格的保甲制度,一家通“共”,数家连坐,进而对有游击队出没的山区或密林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发现游击队的营地,便调集重兵围剿。如此厉行多年,抗日联军虽于1940年以后开始得到苏方的援助,仍因与民众隔绝而未能坚持下来。1941年以后,抗联被迫逐渐脱离了本土,撤入了苏联境内。[4]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侵入中国华北、华中地区,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也现实地摆到了国共两党的面前。同东北沦陷的情况极为不同的是,1932年以后一度留在东北敌后坚持作战的大批东北军和地方警察部队,严格说来均非自愿,而是因为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占领是先南后北,使之根本无处可退。在关内,日军的进攻是正面展开的,因此无论国民党中央军还是地方军队,在抵抗失利后多半都采取了向内地后撤的作法。因此,关内的敌后游击战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基本上都是一种主动的措施。

战争开始时,中共编成的正规武装仅4万人左右,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则有170万之多。两党历经10年内战,此时中共虽迫于形势被迫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地位,但两党相互防范甚深,互不信任。从这种现实的状况,特别是从两党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中共方面自然希望能够利用在敌后作战这样一种方式,取得独立自主和避免与国民党摩擦冲突这样一种便利。从这样一种心理出发,毛泽东等很早就开始强调:“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主张在战争爆发后应开展游击战,如“以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5]

七七事变后,这样的可能性迅速出现了。国民党几个师的守军不数天即丢掉平津,中共中央随即开始要求自己的谈判代表向国民政府方面争取:中共武装“(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6]8月20日,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布的有关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训令,即部分接受了中共的要求,为八路军明确规定了敌后游击战的作战任务。指示称:八路军应“以阳原、蔚县、涞源为活动根据地,以策应下花园、宣化、万全方面之作战,截击敌人之侧背,并须以便衣队深入冀东、热河地区,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为主要任务。”[7]

不过,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八路军只有选派部分武装以便衣队形式深入敌后进行游击作战的需要,而毛泽东却相信八路军全部任务都应用于分散的游击作战。由于日本这时占领区尚小,再加上国内舆论强烈要求中共加入正面防御作战,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广泛的质疑。这种情况只是随着日军迅速向内地推进,才逐渐发生了改变。[8]由于日军对大片地区的占领只能采取点线控制的办法,不仅山地,就是平原地区远离城市间交通线的农村,都无法实施其统治,因而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着相当的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人们对将中共武装全部投入游击战的怀疑因此渐渐消失,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中共正规部队陆续深入敌后,致力于游击战争。

八路军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游击战战例,是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受命侧击正在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师长林彪率两个团参加了战斗,但实际上这次作战只是一次伏击战。一一五师成功地伏击了从两个方向对开而至的日军汽车队和辎重队,基本上歼灭这两支部队,缴获并焚毁了大量军用物资。伏击战大功告成,部队便乘夜转移,迅速撤离了战场。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正规军的攻势作战,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战法。其突出表现为:(一)埋伏袭击,出其不意;(二)以多击寡,以强击弱;(三)灵活机动,打了就走。

当然,和东北地区将部队隐藏于深山和密林中的游击战模式不同,由于关内地域辽阔,日军兵力极其有限,几乎无法实施集团部落式的隔离行动。而中共又从以往国共内战时的经验出发,特别注重根据地的创立。它从战争开始即分派出大批部队,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农村去,利用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和平原边远地区的农村,在那里建立政权,组织生产,武装民众,以为生存之所。进而以此为根据地,将周边与日军实际控制区连接的地区变为游击区,形成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相当机动的态势。由于战争初期,日军将主要兵力用于正面进攻,再加上八路军或新四军致力于创立根据地,对日军后方心脏地区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此,在日军固守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况下,八路军通过各种小规模的战斗消灭和驱逐了大批的日伪军,在华北敌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就兵力的扩张来说,自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陆续出动前往华北敌后战场开始,除了在最初两个月里因作战较多,又尚未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部队有所减员外,以后将近一年时间都是处于惊人的发展当中。至1938年春,八路军一个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师,平均达到万人左右。到这一年年底,整个八路军的总兵力已经由最初出动时的4万人,一举发展到将近22万人之多。

就根据地的创建而言,1938年2—3月,八路军挫败日军对临汾、长治及晋西各渡口的侵犯之后,已稳稳地确立了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四大战略基地。除了山地根据地外,按照毛泽东关于“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9]八路军总部也越来越多地要求部队深入到敌后平原地区去发展。也就是说,八路军从此开始脱离国民政府为其规定的第二战区的作战范围,开始跳出山西绥远地区的限制,向河北和山东去发展。如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之一部,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和铁路沿线展开,开辟了冀南、豫北和冀鲁边根据地;一二〇师一部向河北及平绥路北敌后发展,建立了察南根据地;一部与晋察冀军区汇合,挺进冀东,创建了平西冀东根据地;一部随后还进入了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根据地。到1938年秋天为止,八路军在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建立起大片的敌后根据地。在北线,沿管涔山、五台、恒山、军都山,直至冀东雾灵山,建立起一线山区根据地;在南线,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直至冀中、冀南平原、山东广大地区,建立起了与平原相结合的根据地,包括晋西北和大青山、北岳、冀中、平西和冀东、晋西、太岳、太行和冀南、冀鲁边、鲁西北和湖西等大大小小十几块根据地。

以根据地为依托向外渗透和扩张,这是中共在关内长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些根据地既无深沟高垒,甚至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划分,其军事上的稳固性严格说来也不高。通常情况下根据地能够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固,除个别山地,如太行、太岳这样一些中心根据地,因为有天然的屏障使日军难以展开大规模的进剿之外,大都不是在军事上防御的成功,而是因为与日军占领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造成的。由于根据地内的八路军对根据地以外日军防守的地区不构成直接的或太严重的威胁,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好听之任之。随着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日军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大批日军回师华北,为巩固占领区,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日军曾实行了以打击八路军为主的所谓“肃正作战”。但日军的这一攻势显然没有能够取得实际的效果。此后八路军的扩大仍旧相当迅速,到1940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将近50万人了。毛泽东因此甚至雄心勃勃地提出,应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部队的总兵力再扩大30万人,即当年要达到80万人,而且“今后应有更进的开展,而其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10]

八路军能够成功挫败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民众的配合与支持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民众的配合与支持,在军事上最典型地表现为全民皆兵和人民战争的思想的贯彻。

中共的游击战主要是由正规军来进行的,这些正规军,如得到国民政府正式番号的一一五、一二〇和一二九师,通常都是由在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的。但是,还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为适应建立根据地的需要,这些正规军中就已经分出部分部队组建了地方武装。根据地的政权通常都是由这些部队派生出来的,因而根据地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战时体制。其固有政府的设置,亦有军区的设置,军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与政府的权力机关相重合的。而军区的设置,又有大军区与小军区之分,大军区之下,通常又设有小军区和军区直属部队,再往下还设有军分区。军分区则指挥着各自的支队或团营等地方武装单位。而这些支队或团营建制的武装,并没有固定的编制,不过视其发展的情况而定其兵力的多少。

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是以根据地民兵组织为基础的。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被组织成儿童团,帮助村子站岗放哨,检查过路行人,以防奸细打探情报。18岁到55岁的男人(各地关于年龄的规定各不相同),则组织成民兵,如抗日自卫队或人民自卫队等。每县都设有武装科以领导这支力量,县以下则由同级政府直接领导。区以下则每区设有大队部,内有大队长、政治指导员及军政干事各一人;中心村则设中队部,村设分队部,均配备有分队长及政治指导员。[11]一面进行军事训练,组织游击小组,打击汉奸,一面担负上级派给的破路和为八路军运送弹药、粮食和伤员等项任务。当时游击队的组织在相当地区还是采取自愿参加与群众选举相结合的办法。即首先通过政治动员,说明组织和加入游击队的必要性与意义,争取农民自愿报名,与此同时由政府和军区派出工作团召集村一级负责人开会,具体确定可以参加游击队的人员名单,由工作团一个一个地登门做说服工作。[12]由于这时多数农村里的民众几乎都被组织到各种救亡会、救国会或动员会中去了,根据地的口号又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武装起来,保家卫乡”,故老百姓多数情况下深受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政治氛围的熏染和影响,再加上不少地方政权对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做得较为到位,动员成年男子参加游击队并不很困难。[13]

地方武装,特别是民兵和自卫队的作用对日军实现其占领计划,妨害最为明显。据冀中根据地报告,最初日军来到村子时,自卫队无应付能力,只有同民众一跑了之。后来渐渐开始敢于远距离开枪,甚至做简单的抵抗,使少量的日伪军不敢贸然进村,从而鼓舞了村民的勇气,更多的人出钱买枪并组织起游击小组来了。游击小组在农民救国会,即党支部的领导下,从打汉奸开始,发展到拿土枪土炮运用麻雀战术[14]对兵力较小的日伪军及其据点,进行分散的袭扰或抵抗,威慑日伪不敢轻易出来。当日军利用扩建的公路网和碉堡来对付时,游击小组除了用神经战,如通过打枪甚至放鞭炮来袭扰日伪军外,更常常发动民众参加破路。常常是日军白天抓人修路,晚上就被破坏掉,以至形成日军修路平沟而游击队破路挖沟的拉锯战。[15]

当然,对于日军以摧毁根据地为目的的大规模的“扫荡”行动,仅仅靠民众掩护是不够的。条件许可时,八路军即用反“扫荡”的战争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如从1939年5月到1940年4月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八路军在华北就曾进行过几个团联合行动的运动战方式的反“扫荡”作战。其中,晋察冀边区1939年冬季的反“扫荡”,连续使用五六个团协同作战,使日军付出很大代价,其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即在此次作战中被击毙。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八路军则会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法。即通过坚壁清野和战略转移的办法,躲过日军的进攻锋芒。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力量许可,部队通常对根据地都不实行固守,而是以保存实力为原则,坚决实行十年内战时红军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十六字”方针,即“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特别是那些与敌占区犬牙交错的根据地,要想固守自己的根据地,几乎是不可能的。[16]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到根据地难以保持,八路军必定会将部队转移或隐蔽起来,等到敌军撤走后,再回到原地重建一切。即使不能及时转移,也必定采取隐蔽的办法,化整为零地躲避起来,让敌人摸不着头脑。这一策略显然让日军吃尽了苦头。因日军深知自己的攻势只能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部队无法长期驻守到边远的农村中来。而每每日军一撤,八路军就卷土重来,很快又开始活跃起来。故其在找不到中共军队决战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够采取的手段也只能是彻底摧毁中共军队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由于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蒋介石和国民党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在开始为各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中,除了特别提到八路军应派便衣队前往敌占区去袭击敌后方以外,很少在总体战略上考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日军的推进过于迅速,也还是有一些打国民党旗号的武装留在了敌后。如河北省保安队即留在了冀南,前东北军万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孙殿英所部则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区,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晋西的交界处。山西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将近30个师实际上都转入到山区活动,从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阎锡山还专门划出了7个游击区。山东则有以孙桐萱为司令的第三军团留在鲁西南,有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留在鲁南,有山东第六区的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和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等组织的抗日武装留在了鲁西北,有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秦启荣组织的游击队留在了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区,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留在了鲁中地区。另外,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率领的第八十九军、陈泰运率领的税警团,以及李明扬、李长江分别为正副指挥的苏皖游击队等,也都留在了江苏敌后。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总共约有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中共这时在敌后的武装数量。[17]

1937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应“采取游击战争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的建议,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如军委会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战区:“以军队联合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破坏敌之后方。”[18]随后,第五十三军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骑兵第四师奉命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等各部游击队前往太行山东南要地实施游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奉命以淮阳为根据地,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四十八军奉命以沭阳为根据地,向陇海路东段及津浦路中段游击;第六十九军和第五十七军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击。第五战区更奉命以8个师以上的兵力在大别山分区设立游击根据地,向安庆、舒桐、六合及豫东皖北方面游击。苏北兵团则奉命向淮南游击,破坏交通。在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第三战区也曾奉命指挥第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二集团军分别在沪杭、京杭和江南铁路沿线进行游击,并被要求组织沿江游击炮队及布雷队,妨害日军后方之安全与长江航运;第九战区也奉命以4个师以上的兵力在九宫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向敌后游击,以策应武汉方面。[19]

为加强对敌后党军政的控制,国民政府不仅先后委任沈鸿烈、鹿钟麟、廖磊、韩德勤等为已经陷落的河北、山东、安徽和江苏各省的主席,而且还在敌后各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和指挥敌后的党政系统。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蒋介石更进一步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20]的策略,为此并特地增设了冀察和苏鲁两个敌后游击战区,先后调第五十一军、六十九军、新八军和第九十九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为适应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军委会还专门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众多中共军事将领为教官,并编写了《游击战纲要》,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21]

由于国民党对游击战争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派遣了大批部队深入敌后来开展游击战,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如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国民政府军委会从一开始就把敌后游击部队纳入到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坚持敌后游击战要服从于正面战场的作战。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22]战役开始后,军委会更有命令给在敌后的第二战区,要求其立即发起攻势以为策应。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民党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4个战区的主力部队,同时组织第一、四、八战区和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佯攻配合。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23]在敌后游击战的过程中,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第二十四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战死。可见其多数在敌后对日作战亦相当坚决。

但是,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多半却未能坚持下来。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始终相信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很少真正了解游击战的特殊性质和战法。[24]因此,众多敌后的国民党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以中条山根据地为例,国民党军从开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图凭借天险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军调集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和一个骑兵旅,从三面围攻中条山。为守住中条山,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主力7个军配置在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范围内,依靠天险和工事死守硬战,最后仍被日军攻破。庞炳勋在太行山、于学忠[25]在山东的失败,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较了中共的游击战之后,曾对国民党军队的游击战有过明白的批评,说:“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26]也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敌后的作战方式不适合于敌后作战的客观情势,引起了日军的高度重视和反击,一些部队被迫退出敌后战场,少数部队投靠了八路军,另外则有相当多的将领选择了投降的出路。如第三十九军军长兼鲁西行政署主任孙良诚、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等,均纷纷率部向日军投降。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军队在农民中间通常不受欢迎,甚至与农民关系紧张。国民党的军队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与旧派等多方面势力集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其士兵的来源五花八门,有拉夫拉来的,有雇佣雇来的。军官们通过虚报士兵人数吃空饷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见惯。这支军队中许多部队因自身纪律松驰、风气败坏,导致与农民关系不好,已成固疾。再加上回到敌后来的不少将领,因为要取得各种资源以维持部队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乡绅地主压榨农民,或者用野蛮的办法去向富裕农户榨取,结果更是不免搞坏了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对此,国民党当权者实际上也相当清楚,军政部颁发的《游击战纲要》对“爱护民众”问题就曾专文强调,但它显然并未能对部队起到警示和约束的效果。这种情况是导致敌后国共两党摩擦冲突之际,农民大多倾向中共的重要关键。对此,当年一位农民的下述说法颇能说明问题。这位山西的老乡是这样说的:“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比骑一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迟早要当兵,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27]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难于坚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还在于国共两党对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激烈争夺。国民政府执意恢复沦陷区的军政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要想要藉此实现军令和政令的统一,限制中共的自由发展。故无论鹿钟麟还是沈鸿烈,都曾极力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只经过了不到一年时间,原本还能够和平相处的国共双方就再也无法相互容忍了。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28]、金宪章[29]、薛文教[30]、石友三[31]、朱怀冰[32]、孙良诚等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33]、秦启荣[34]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所有这些发生在华北敌后的战斗,双方兵力动辄都在两三千以上,规模较大时一方的兵力就会达到十几二十个团之多。由于华北的国民党敌后武装多半为旧有的地方势力,而这些以地主豪强为骨干的力量,与农民的关系通常比较紧张。再加上部队的军纪远不如八路军,因此,八路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

中共在争夺华北敌后控制权的冲突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导致其对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始抱以强烈的愿望。华中敌后,包括从武汉到长江下游及其淮河流域周边的几个较为富庶的省份。日军这时占领着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国民党桂系军队占据着大别山、淮南地区,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的两个集团军部署在皖赣边和皖南、苏南地区,江苏中部和北部则是国民党地方势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及李明扬和“忠义救国军”的地盘。由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最初兵力不过1万人左右,只占据着苏南、皖南和皖中的几小块地区。到1939年4月,成立不过半年多时间的新四军游击支队3个连300余人,就已经发展到12个团约1万人;李先念、陈少敏部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从最初的几百人一下子发展到了几千人。注意到新四军的迅速扩展,为发展华中敌后根据地,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新四军军部,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随后,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从苏南开赴江北,开辟了扬中、大桥、泰州地区;六团东进,开辟了苏州、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第二支队四团则由太湖一带越过长江,开辟了仪征、六合、天长地区。进而又派出第四、五两支队开赴津浦路西、路东,分别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和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还派出了苏鲁豫支队南下灵壁一带,一部进入皖东北,主力西移津浦路西。彭雪枫部亦在津浦路西、淮河以北的淮上地区开展活动。山东陇海南进支队也奉命进入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建立了皖东北根据地。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0年2月10日发出了争取当年再发展30万正规军和300万自卫军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极〔势〕力管理之下”。[35]

中共敌后武装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华北敌后取得的优势地位,和渐向华中敌后推进的态势,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出于对异己势力的恐惧,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共和地方势力藉抗战之机扩大武装高度警觉。还在1939年5月,军委会就颁布了《游击队调整办法》,以后又陆续制订了补给、训练、奖励、纪律等多项命令和办法,力图通过统一名称编制、确定指挥系统与军费等办法,将敌后游击队的管理切实纳入其军令政令之下。到1940年7月间,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何应钦更明确强调禁止各部队擅自扩充和任何收缴落伍官兵和地方团队的枪枝。1941年,军委会以提高敌后游击效能的名义下令整理各战区内的游击部队,明令裁减1/4,裁掉了14万人。两年后,再裁掉了16万人。1944年,还裁掉了8万人。[36]

对中共武装,国民党方面则采取核定编制和划定作战区域的办法,强行限制中共在敌后扩军占地。这一年的7月16日,国民党方面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明令颁布《中央提示案》,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只能编为三军六师(两旅四团制)另加5个补充团,不准另有支队;新四军只能编为两师(同前)。其他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一切游击队须一律限其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委以任何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其活动地区,只限于陕甘宁边区18个县和冀察两省及鲁北和晋北一部地区。随后,何应钦、白崇禧以参谋总长和副总长的名义于10月19日公开发出通电,限令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须全部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37]

一方面,国民党坚持限制中共发展,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月内全部离开华中地区,一方面,中共坚持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只同意将处于皖南国民党区域内的新四军军部北移过江,双方为此唇枪舌剑,各不相下,终于导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总共9000余人,在转移过程中受到奉命围赶新四军北上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的围攻,除1000余人逃出外,包括军长叶挺在内,全部战死或被俘。国共之间携手合作抗日的局面,自此告一段落。

中共虽然拒不接受国民党的限制,但其扩军在1940年以后实际上进展也并不顺利。1940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讨论过扩军的现实可能性问题。他们发现,至少有两个困难在现有条件下几乎难以克服。其一,枪支弹药严重匮乏,尽管年初的指示要求“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实际上许多新扩编的部队都到不了五成枪,且子弹更是无以为继。如此则部队的人数虽增加了很多,战斗力却无法保证。其二,地方民众负担太重。以华北几个根据地为例,晋察冀边区脱产的党政军民学各种人员已占到当地人口比例的2.8%,冀中区已达到2.9%,平西区和陕甘宁边区更达到6%以上。根据实际经验,脱产人员比例决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否则财政上根本无法维持。这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多数根据地继续扩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情况促使中共中央迅速改变了原来的宏大设想,要求各地在扩军时必须考虑到上述困难,并采取适当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指示:“为了长期坚持斗争,必须与敌人争地盘,各部队必须向外推进,争取新区域,发展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必须与敌人缩小我区域企图作坚持的斗争,切忌把部队集中在中心区域,坐吃山空。”[38]

实际上,正规部队的过快扩充早就开始遇到兵源方面的问题。早在1938年秋冬,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的扩军就出现过完不成计划和达不到质量要求的情况。“如有六十八岁的老头子,五十几、四十几的不少,同时大刀会[39]的人也吸收进来了,流氓地痞也有个把子”;“扩兵的新战士有大批开小差的,如新城、雄县扩大的一连人一百七十八个,后来开小差只剩到七十来个”。[40]对此,八路军虽然很快就对扩军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和改正,新兵开小差的问题也迅速纠正了[41],但仅限于在根据地内进行征兵明显地存在着坐吃山空的情形。要求部队向外推进,争取新区域,缩小敌占区,与敌人争地盘,这个方针直接导致了1940年“百团大战”的发生。还在这一年的春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就已经注意到“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决定将“讨伐”的重点开始指向八路军。[42]华北方面军所属14个师团中约10个师团很快展开了针对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所谓“肃正作战”行动。到1940年6月底,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相当部分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游击区。一方面根据地不断地受到日军的进攻而缩小,一方面部队的规模却还在不断地扩大,八路军总部显然希望通过向外推进来改变这一困境。它在7月间就提出了在敌要害地区组织大规模破袭战,迫敌退守的战役设想。在中共中央的与敌人争地盘的方针推动下,这一设想很快就发展成“百团大战”的作战行动。“百团大战”作战规模之大,动员兵力之多,作战时间之长,在八路军战史上空前绝后。其作战形式也表现得多种多样。除破袭战[43]具有典型的“扑一下就跑”的游击战特点外,在这次战役行动中,较大规模的运动战[44]、攻坚战[45]、阵地战[46]也相当普遍。这一战役无疑是对这一时期敌后八路军与华北日军总体军事对抗能力的一次实际的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这时的八路军尽管能够对日军造成巨大的军事威胁,但其军事实力此时还不能对占领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不仅如此,这场大规模的破袭战,对华北日军反倒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使其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来自八路军的巨大威胁,因此转而调集了更多的兵力,对能占领的区域全部占领之,对不能占领的地区则反复“蚕食”,或用所谓“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彻底摧毁之。结果,“百团大战”的结果,八路军控制的地区不仅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了。几乎所有平原地区的根据地都成了游击区,八路军在敌后的活动变得更加困难了。

就在“百团大战”开始受到日军报复后不久,国共关系也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而骤然紧张起来。据此,毛泽东重新估计了战争形势,明确开始提出了“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他指出,之所以必须要实行这样一种方针,就是因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如果我不顾一切牺牲来作战,结果只能是孤注一掷并被敌人打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受到“百团大战”结果的影响,更加重视游击战的战法,因为他们注意到:“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在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47]在这种情况下,扩军计划自然被放弃了。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说:“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情况特殊者例外),作战损失后两团并为一团,两营并为一营,两连并为一连,旅的架子也可取消一些,全军准备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全军五十七万准备缩至二十余万)”。“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比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军队(包括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四分之三与四分之一的比例”。[48]

以最靠近华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日军围攻最为频繁的冀中根据地为例,到1942年止,日军共计建筑据点和碉堡达1753个,平均每4个半村庄或是1.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将各据点和碉堡间妨害展望与射击的树木、房屋和丘陵一律削平,且修筑了铁路和公路835公里,平均每6.5公里就有一公里铁路或公路;挖了4186公里的封锁沟,即平均每14平方公里就挖有1公里的封锁沟,不仅各县之间,就连区、村间也大部分挖了深达数米的深沟,试图以此来阻止中共武装的自由行动。与此同时,日军还采取了残酷的报复手段,发现哪个村庄藏有中共武装或干部,即对该村实行烧抢杀的“三光”政策,或逼迫群众赔款,以此威胁农民不敢容留或接近中共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日军频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和清剿作战。打得最为惨烈的就是冀中“五一大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从滹沱河以北向南压迫,之后又从石德铁路向北压迫,企图将冀中军我及其所属第六、七、八等分区的指挥机关和部队,全部压迫到滹沱河与滏阳河合流的三角地带以内,彻底围歼。冀中中共武装和民众在此役中遭受重大损失,仅六分区一个区的武装就从原来的4500人骤减为2000余人,全军区部队伤亡减员近万人,民众被杀害和抓走的更高达数万人之多。[49]

但是,日军的有限兵力依旧不可能彻底捣毁中共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当大规模的“扫荡”和“清剿”告一段落之后,其仍旧必须要采取点线固守的办法来维持其对沦陷区的统治。而其采取的通过筑碉构堡和挖沟开路的办法来扩展控制范围的策略,反而使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分散了。1942年夏天之后,日伪军每个据点或碉堡平均不到30人,大据点也不过几百人,小碉堡仅十余人,且多为伪军,日军只占1/4。如此其战斗力和火力都大大降低了。中共武装因此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八路军拨出1/3至1/2分散到各县及敌之侧后进行游击活动,而地方武装也缩小到以连为最大单位,且通常会以排、班来执行独立的战斗任务。对日伪小股部队,冀中的中共游击武装采取的办法,或是利用民房隐蔽接近,然后突然冲出,以白刃战解决战斗;或是顶风而上,驱逐敌人回碉堡据点;或是沿日伪兵力薄弱的点线靠近据点,压制敌人,使其不敢轻易出来。对较大股的日伪部队,则通常采取村落连环防御的战术,对敌进行反合击,即一部被围,固守待援,周围村落部队自动增援,向敌反包围。1943年3月,中共冀中部队的三个班分驻文安大铺附近的三个村子,被敌200余人包围,三个班配合夹击日伪,战斗一日,安全转移。6月初,冀中一连兵力在深县南寺庄对来袭之敌进行反合击,缴获机枪一挺,步枪31枝,部队安全转移。而对敌强大兵力的“扫荡”“清剿”,则采取化整为零,逐次分散的战术,三三两两,或钻地洞隐蔽,或预先跳出包围圈。[50]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上述新的方针,再加上太平洋战争的迅速爆发,华北日军的兵力配备和注意重心逐渐地有所转移,留置后方的日军素质和战斗力严重下降,两年多之后,中共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度过了最艰苦的一段时期,坚持了下来。其军队总人数上实际上只缩小了10万人左右,远比预期的要少得多。毛泽东在1944年年底总结说:我们在1940年光是大的根据地就有20个,总人口约1亿,军队达到57万,“百团大战”后“我们的力量减少了,损失很大”,但由于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大的根据地只损失了几个,人口只减少了不足一半,军队只减少了10万人。到1943年下半年以后,我们的力量就开始呈上升趋势了。

1943年下半年,整个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有利于中共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变化。由于美国开始大力援助国民政府抗战,日本本土开始受到能够直接从中国陆地上起飞的美机的严重威胁。而美日之间在海上的大规模作战,也使日本方面对海上交通线有所顾忌,试图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以便利日方物资的运输。这种情况自然极大地减轻了日军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围攻与压迫,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重新获得了行动的便利。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后游击战的军事方针,自然也开始相应地有所变化。

从1944年初开始,晋察冀军区首先开始发出“集中适当主力,配合各种方法,广泛攻袭伪点,迫其撤退,并求得消灭其一部”的指示。但是,由于几年来部队已化整为零,相当分散,重新集中起来问题颇多,无论指挥权问题,还是部队训练问题,都需要相当时间去解决。因此,各部队军事方针的转换不能不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甚至直到1944年4月中旬,即日军“一号作战”已经大规模开始之际,毛泽东仍旧认为:“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51]

1944年夏季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更加迅速。一方面是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失利,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一方面是八路军在敌后的地位逐渐引起美国方面的重视,开始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并一再许诺要向敌后的中共武装提供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显然对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中央军委明确开始提出“大举攻袭敌伪”的要求,主张离大城市较近的武装力量应努力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周围去,不仅威胁日军,而且要“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而为了准备战后可能到来的国共冲突,同时也为了能够在华南建立起战略根据地,中央军委还专门组织八路军紧随日军之后南下黄河以南,在河南西部开辟新的根据地,并先后组织了上万人的南下支队争取与广东的东江纵队汇合一起,在华南等地开创新的局面,与华北、华中的敌后根据地形成犄角之势。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八路军开始重新集结主力,陆续展开了一些攻势作战,其作战形式明显地再度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要使自己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实现从游击队和游击军向正规军的彻底转变,甚至是实现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分散指挥到集中指挥,使部队重新成为一支能够大规模歼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仍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多年敌后分散游击的经历,使得众多在敌后的部队已经失去了集中起来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苏军1945年8月出兵时一支苏蒙联军部队由外蒙直下察哈尔时,曾经遇到一支全部农民打扮,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的武装。虽然对方热情相迎,反复说明自己是晋察冀军区所属某军分区的八路军,还是让军容整齐,全部机械化的苏蒙联军无法相信,以致将对方视为土匪而强行缴械。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八路军的装备仍旧相当落后,不仅枪械制式五花八门,而且徒手仍占相当数量,大多数敌后的作战部队更没有重武器,其使用的弹药则都是用土制黑色火药填充的,杀伤力十分有限。以这样的装备来同优势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不要说在长期缺乏正规战训练的情况下,就是在部队完成相当时期集中和训练之后,也很难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此,虽然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十分乐观,华北敌后战场的力量对比也明显改善,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仿照欧洲希腊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榜样准备组成“解放军”,毛泽东也还是相当谨慎地提出了“挤”字方针。他主张:目前“对敌斗争的办法,主要还是挤”,即在巩固自己的前提下,多打些小胜仗,把敌人一步步的挤出去。而“挤的本身,就是准备反攻”。具体到挤的方法,就是“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到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52]

1940年以后分散兵力和寓兵于民的方针,这个时候开始发挥了效用。随着战争明显地走向最后胜利,中共迅速开始把各根据地里的大批民兵队伍升格为地方武装,进而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装改编成正规军。到时1944年底1945年初,中共的正规军已经达到90万之众,地方武装则约有二三百万之多。

随着部队集中的速度逐渐加快,一部分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加强了攻势作战,力争“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注意到整个形势的进展,1944年底,中共中央最终正式肯定了从防御转向进攻,从游击战转入正规战的必要性。部队大规模集中化和正规化的任务重新提了出来,随之,对正规战(包括运动战、攻坚战)的应用和训练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开始提上了议事日程。

但是,就整个战略的转变而言,所有这些设想始终都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出的战略反攻阶段没有能够实现。直到1945年春天,中共中央对日本战败时间的估计还较为保守。甚至到日本投降前夕,即8月初,毛泽东还相信敌后现在还未脱离相持阶段,估计与日本的最后决战还要有一年多的时间,因而仍旧强调“我军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53]因此,在整个战略部署上,中共中央在临近日本投降之际,仍在做决战和反攻的准备,强调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54]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方针的改变速度自然明显地落后于形势了。当1945年8月9日苏军大举出兵和随后日本宣告投降时,中共绝大多数军队显然还处在游击战的状态中,没有能够发展到开始集中作战举行反击的程度。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敌后游击战问题上都进行过尝试和努力。相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主要带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性质,是一种正规战的辅助战法。中共的游击战则具有独立自主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其部队的战术思想和战法都与国民党军有所不同。而双方敌后作战的最大区别,一是在战法上,二是在兵民关系上。正是由于战法太过僵化,再加上缺少民众的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不仅难于与日军长期周旋,而且无力与中共的敌后武装争夺控制权。中共武装得益于日军以主力对付正面战场,靠良好的军民关系稳据敌后广大农村,国民党武装在与日本占领军和共产党军队的较量中,或退出,或降日,或合流于中共武装,势在必然。

注释

[1] 无论战争期间,还是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国民党人始终习惯于把中共在抗战期间的壮大,归结为一种阴谋,断言中共在敌后所以能够壮大,纯因“游而不击”所致。但十分明显的是,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队许多即使游而不击也不能生存下来,更谈不上发展了。

[2] 《东北抗日游击实录》,上海,1937年11月版,转见全勇:《东北抗联征战实录》,第一章,血铸中华网,http://gd.cnread.net/cnread1/jsxs/q/quanyong/dbkl/002.htm。

[3] 同上引注,http://gd.cnread.net/cnread1/jsxs/q/quanyong/dbkl/002.htm。

[4] 从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和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日军开始实施了这一严密封锁的策略,游击队自1936年开始即已陷于不得不为给养而战的艰苦境地。至1939年时已到“广大群众被日隔离,一切时事变化消息几乎完全阻绝。而抗日联军现存各部联系亦相继隔断”的程度。参见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页。

[5] 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6] 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0页。

[7] 《大本营颁第一战区作战指导计划训令》(1937年8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页。

[8] 有关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围绕着部队作战形式和任务的争论情况,可参见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

[9] 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17页。

[10]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未刊稿。

[11] 程子华:《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1942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12] 《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13] 程子华前引文,同前注,第300页。

[14] 即以零散的单兵四散骚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5] 程子华前引文,同上引注,第305—309页。

[16] 如冀中根据地,本身即“处在敌寇四面包围中,它在津浦、平汉、北宁三条铁路与沧石公路之间”,日军占领的“城与城之间”少的只有不足10公里,远的也不过30来公里。“敌我相互包围,布成围棋式的,犬牙交错的局势”。关向应:《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

[17] 莫岳云、郭铁伧:《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174页。

[18] 转见蒋纬国:《抗日战争指导:蒋委员长领导抗日艰卓绝的十四年》,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11页。

[19] 转见唐利国:《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4—195页。

[20]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第149页。

[21] 莫岳云等前引文,第175页。

[22]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五册(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3] 参见蒋纬国编:《国民革命战史(三)—抗日御侮》第七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56页。

[24] 蒋介石即明确认为:“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张其昀编:《蒋总统集》,台北1993年版,第996页。

[25] 时任苏鲁战区司令。

[2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27] 《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第463—464页。

[28] 时任河北民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

[29] 时任新编第二师师长。

[30] 时任山西八分区专员公署督察专员。

[31] 时任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32] 时任豫北自卫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七军军长。

[33] 时任山东保安第五师师长。

[34] 时任别动总队第五游击纵队司令。

[35] 《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87页。

[36] 唐利国前引文。

[37] 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27—230页;并见《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7—88页。

[38] 《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省人力物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第469—470页。

[39] 被中共认为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

[40] 《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第290—291页。

[41] 据王恩茂日记所记,其所在三五九旅随后几个月逃兵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止。同上引注,第354—355页。

[42] 见《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45页。

[43] “破袭战”,指以破坏交通、通讯、厂矿、码头等设施与袭击日伪零散据点为目的作战行动。

[44] “运动战”,指通过部队灵活运动的方式调动敌军以利歼敌的作战方式。

[45] “攻坚战”,指攻取有坚固堡垒、鹿寨或城墙等防御工事的目的物作战。

[46] “阵地战”,指以阵地为依托的防御作战。

[4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24—125,212—213页;参见《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257页。

[48] 同上引注,第213—214页;《关于华中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1942年8月4日);《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424,466页。

[49] 李秉新主编:《血色冀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36-241页。

[50] 吕正操:《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3年7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380页。

[51] 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山东军区关于敌人收缩兵力和我军事斗争方针给各军区的指示》,并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711,715页。

[52]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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